kzkc 根据《欧盟运作条约》第288条，欧盟的议会立法行为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条例、指令和决定，以及不具法律效力的建议（recommendations）和意见（opinions），这延续了传统。
在他看来，法律是否具有效力与它是否能够满足宪法中所蕴含的前提有关。作为一位新锐的民法学者，王涌教授即率真地披沥了这一点。
[60] 但如何在当今中国编纂一部具有宪法性功能的民法典，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课题，需要同时置于规范与现实之间、外国与中国之间、近代与现代之间这三种不同的关系维度上加以复眼式的综合考察。[57] 此13部宪法依次为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795年宪法、1799年宪法、1802年宪法、1804年宪法、1814年宪法、1815年宪法、1830年宪法、1848年宪法、1852年宪法、1870年宪法、1875年宪法。值得注意的是，该法第2条第1款还规定了人格的发展权利，即在不侵害他人权利，不违背宪法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前提下，人人享有自由发展其人格的权利。就像莱茵河不可能流经中华神州大地一样，这些民法典独特的历史源流也不可能为中国未来的民法典所分享。人们可能认为，我国现行宪法并不存在适宜作为未来中国民法典解释基准的规范资源，尤其是其中有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系列纲领性规定，本身就挤压了私法自治的空间，遑论其基本价值取向在总体上落后于以个人为基本人像的民法理念。
该价值体系在民法中缺少了特别保护规定的场合即具有意义，可将构成公共秩序之一部分的、具有强制性法性质的民法上的一般性条款作为切入口，将基本权的内在价值延用于私法领域。当年，巩献田教授直指《物权法》原先草案没有规定或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违反了《宪法》第12 条等条文。[19] 发展人大民主的基本要求是落实现行宪法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规定（第57条）。
这个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很可能是一个十分漫长、曲折的过程，其中有许多值得考量的因素，有许多利益需要权衡和取舍，因而又是会发生反复甚至倒退的过程。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总结当前法治状况时承认……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即是对我国当下程序法实施情况的描述。[22] 笔者之所以将宪法监督与宪法实施、违宪审查相提并论是因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宪法监督属于宪法实施的方式之一。（3）由于采取非诉讼形态，公民不具有启动宪法监督程序的权利，而只有建议权，具备必要的过渡性。
如史学界的代表性观点认为，国家强盛的根本是国民的公德心，而个人权利才是道德的基础。禁欲主义要消灭人的私欲，专制主义要强制人们克己牺牲，实践中都是徒劳的。
其二，被选出的国家权力机关，要能真正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不能大权旁落，而为其他并非普选产生的某个人或某一组织所取代。有学者主张，通过完善行政诉讼机制来实施宪法（参见魏建新：《论我国宪法实施的行政法路径》，《河北法学》2010年第4期。根据学者的研究，对宪法委员会的工作制度可进行如下设置：（1）关于启动宪法监督程序的主体。[20] 蔡定剑教授结合自己长期从事人大工作的经验，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名义上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实践中它并没有真正做到集权。
* 本文刊于《人权研究》第1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通过完善宪法监督制度来推动宪法的实施，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比如，对于现行宪法中的3个权力无限条款，似可通过宪法解释来处理：（1）关于全国人大行使其他职权（第62条第十五项）的规定。追求个人利益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它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当前，我国的社会转型已经走到拐点，未来的路向选择取决于对当下社会现实的理性分析。[15] 参见范进学：《论宪政的概念》，《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117页。
[29] 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2页。既然国家机构规范和基本权利规范都是宪法文本的内容，那么，程序性实施和实体性实施都是宪法实施的方式，但应以立宪主义价值为依归。
第三，经济分权，中央权力的下放，最主要的是经济权力的下放。[21]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不曾有效运转，与这些缺陷不无关系。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认识个人利益的独立价值和正当性：（1）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类的共性，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程序性实施与实体性实施是宪法实施不可偏废的两种方式（参见张千帆：《宪法实施的概念与路径》，《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第20页）。在何启、胡礼垣、梁启超那一代知识分子看来，民权为强国之本，西方因重视民权而强，中国因忽视民权而弱。革命党与执政党的最大区别是，前者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对立与斗争，在政治上代表一部分人（人民）的利益，而后者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和谐与合作，在政治上代表全体公民的利益。
要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需要在以下诸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一是理顺党与人大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基本权利规范逐步成为宪法实施的重点，不仅列举权利条款得到有效实施，而且宪法中的未列举权利条款——人权条款也成为保障基本权利的依据。
第（三）项：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44]因此，他的结论是：私人的恶德若经过老练政治家的妥善处理，可能被转变为公众的利益。
[40] 参见夏勇：《中国民权哲学》序，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0页。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国统区的人权派提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人权理论，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也掀起了人权保障运动，人权理论再度勃兴，但再度被民族解放的口号所遮蔽。
宪法委员会成立后，应由相应的法律对这些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的宪法保障制度是宪法监督。当国家权力框架与社会发展、权利保障的要求仅仅出现较低程度的不适应，没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构时，应对的恰当方式是对国家机构规范的解释而非修改。尼克松遂任命威廉·D·拉克尔肖斯接任司法部长，并命令其撤掉考克斯的职务，威廉·D·拉克尔肖斯也拒不从命并辞去了部长职务。
[56] 参见唐皇凤：《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执政党建设：中国经验及其理性审视》，《复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3期，第109—110页。[36] 参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页。
注释： [1] 夏勇研究员以立宪旨趣为标准将宪法分为革命宪法、改革宪法、宪政宪法三类，其对应的合法性基础分别是革命、改革、宪政。基本权利规范的实施，主要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进行，但也可能连带地涉及宪法修改问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第57条）。这一要素对应着该机构所应有的专业性、权威性。
以国家机构规范为起点的宪法实施，无法回避现行宪法对国家权力的配置不够科学、合理的问题。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执政党应当切实尊重宪法委员会的独立地位，不能以领导、指导、帮助等任何借口参与、干涉其工作。[49] 参见［新加坡］Lance L. P. Gore：《社会转型进程中的中国共产党》，邱学谦译，《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5期，第52页。孙哲：《全国人大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9]稍后，他更明白地指出：顺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权不可。义务本位文化向权利本位文化的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尽管我国现行宪法中的国家机构规范是得到较好实施的部分，但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片面性，即：关于行政机关的授权规范实施得较好，而关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地位的确认规范实施得较差。近来的一项专门研究显示，我国现行宪法并未得到有效实施，也并未被完全虚置，而是呈现出一种有规则的倾斜性实施形态，具体而言：在宪法文本中，有关国家总体秩序纲领（第一章总纲部分）、国家机构规范（第三章国家机构部分）以及公民的基本义务条款，一般均能得到相对较好的实施，而基本权利保障条款、国家权力机关职权条款、司法机关职权独立性条款等，往往属于有待得到有效实施的宪法条款。
补救的办法是，赋予第二类主体以充分的提起监督程序的资格，即：只要第二类主体是宪法权利的受害者、已经穷尽了法律救济且在司法终局裁判之后的法定期间内提起了审查要求，宪法监督程序就必须启动。[15]实现民主是宪法得以实施的前提，这可以说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真理。
